Jad Abumrad

Dolly Parton 是如何启示我的

您如何结束故事? “ Radiolab”主持人 Jad Abumrad 讲述了他寻找答案的方式如何使他回到田纳西州的山上,在那里他遇到了一位意外的老师:Dolly Parton。

作者:Jad Abumrad

時間:2020年6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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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這次想分享的,是我身爲記者尋找意義的旅程,以及多莉·帕頓如何指引了我。

我講了近二十年的有聲故事,先是電台,後來是播客。

2002 年我开始做《Radiolab》电台节目,那时每期节目都有很程序化的流程:

我們會先邀請嘉賓——

(音频)史蒂文·斯特罗加兹(Steven Strogatz):这可谓是大自然中最引人入胜的景象,别忘了,那可是个万赖俱寂的环境。

賈德·阿布穆拉德:譬如這個人,數學家史蒂文·斯特羅加茲,他會先描繪一個畫面。

史蒂文:想象一下,在泰國雨林深處有片僻靜的河岸,你乘著一葉扁舟,順流而下。

周圍一片幽靜,偶爾林間會傳來三兩聲鳥叫蟲鳴。

賈德:史蒂夫帶你走進了他的意象,空中圍繞著成千上萬只螢火蟲。

你想象的應該是每只螢火蟲在不同的頻率閃爍著,營造出類似夜空中的繁星隨機閃耀的效果。

但據史蒂夫所說,這個地方的景象就連科學家也無法解釋——

史蒂文:嗚。嗚。嗚。

數千盞燈,一齊亮起,一齊熄滅。

(音樂和電音)

賈:一般這時,我就會插入柔美的音樂,就像剛才那樣,而你會開始有種溫暖的感覺。

科學告訴我們,這種感覺從頭部和胸腔而發,蔓延至全身。

那是一種驚奇感。

从 2002 年到 2010 年,我做了上百期类似的故事节目。

很多故事發人深思,觸及科學、神經學,最後總以那種驚奇感收尾。

我把這視爲我的工作,帶領大家走向驚奇的刹那。

大家的反应听上去都是:(各種聲音)“嚯!” “哇!” “哇!‘“太美妙了。”“喔!” “哇!”

賈:但我逐漸對這些故事感到厭倦。部分歸因于工作的重複性。

記得有一天,我坐在電腦前制作神經元的音效。

(噼啪聲)

做起來很簡單,剪輯一些白噪音即可。

我当时就想,“这音效我都做了 25 次了。”

但不僅如此——那些故事的情節也高度相似。

你在科學的真理之路上前行,驚奇感不斷湧現。

當然,別誤會,我熱愛科學。

我的父母從戰亂國家移民到美國,科學對于他們來說,更像是一種身份認同,而我也繼承了他們這一點。

但那個簡單的轉換,從科學轉到驚奇,讓我感到哪裏不太對勁。

譬如,難道故事只能這樣發展嗎?

2012 年左右,我遇见了一堆不同的故事,让我认为:“不,并非如此。”

其中有一次,我們采訪了一個人,他說在老撾的山林中,他和其它村民被化學武器攻擊了。

于是西方科學家前去檢測化學武器的痕迹,卻一無所獲。

我們訪談時問了他,他說科學家錯了。

我們說:“可他們檢測過了。”

他說:“我不在乎,我知道自己經曆了什麽。”

我們繼續交流著,簡單形容一下就是:那次采訪以淚水收場。

我感覺——我感覺糟糕透了。

當著一名受難者的面堅守科學的真相,什麽都治愈不了。

或許是我過于依賴科學尋求真相。

那一刻我也感覺,當面前擺著許多不同的真相,我們卻只專注于其中一個。

于是我心想,“我必須做得更好。”

于是在接下來的八年,我全心投入了有真相碰撞的故事。

我們有關于“政治共識”的故事,幸存者和加害人的觀點相互碰撞。

我們講述了關于種族,關于黑人如何因體制原因被陪審團拒之門外,而本應防止該問題的規定又爲何適得其反。

我們講了關于反恐、關塔那摩被拘留者的故事,爭議和沖突無處不在,你只能絞盡腦汁試著理出頭緒。

而掙紮似乎成了重點。

我心想:“也許這才是我的工作。”

帶領大家走向掙紮的刹那。

而這次,大家的反應都是:

(各種聲音)

“但我知道——我就——”

“呃,我——”(歎氣)

“哦,所以就是,呃——”(歎氣)

“我是說,我——”

“你知道——天啊——我——”(歎氣)

賈德:那聲歎息,就是我每次都想要聽到的聲音,因爲那聲歎息基本上代表了我們當下的境況,對吧?

在我們所處的世界,真相早已不是一系列等待捕捉的事實。

真相成了一個過程。

它從名詞變成了動詞。

可這種故事該如何收尾?

要知道,一直以來我們都在講一個故事,隨著情節的發展,兩個觀點互相沖突,然後到了結尾就成了——不,我想想。

我該怎麽收尾?

哦,天啊。

你該如何——如何爲這故事收尾?

不能總是大團圓的結局,因爲那太不真實了。

而同時,如果你就把聽衆卡在那兒,大家就會覺得,“我剛剛聽那些幹嘛?”

我總感覺好像還差一步。

超越掙紮的一步。

而就在此時,我接觸了多莉。

或者聖多莉,我們南方人都這麽叫她。

我想簡短分享一下我在去年制作九集系列節目《多莉·帕頓的美國》時的感悟。

這和我往常做的節目不太一樣,但我的直覺告訴我,多莉能幫我想通這個收尾的問題。

基本的直覺大概是這樣:你去多莉的演唱會,能看到戴球帽和穿女裝的男人站在一起,民主黨和共和黨站在一起,手牽手的女人,形形色色的人聚在一起。

各種大家本認爲應該勢不兩立的人聚在那裏一起唱歌。

她似乎在美國劃出了一塊獨特的空間,而我想知道,她是如何做到的?

于是我橫跨兩片大陸,訪問了多莉十二次。

她每次都這麽開頭:

(音頻)多莉·帕頓:問我任何你想問的,我只回答我想聽的。

(笑聲)

賈德:她身上無疑有一股自然的力量。而我碰到了個問題:我爲這系列節目選擇的一種幻想,讓我心神不甯。

多莉的歌常以南方爲主題。

如果你聽遍她的唱片,你會不斷聽到有關田納西的歌曲。

(音樂)多莉:(唱著各種歌)田納西,田納西……

田納西鄉愁……

我腦海裏充滿了田納西鄉愁引起的憂思。

田納西。

賈德:《田納西山舍》、《憶田納西山》。

我在田納西長大,卻從來沒對那裏懷有過故鄉情。

我一直是那個來自發明人肉炸彈的地方、幹瘦的阿拉伯孩子。

我在自己的房間裏度過了很多時光。

當我離開納什維爾時,就是徹底離開了。

記得當時在多萊塢,站在她田納西山舍的仿造建築前。

我周圍的人都在哭。

可這就是個布景而已,有什麽可哭的?

特別加上我和南方的關系,我根本無法理解,他們爲何那麽情緒化。

我甚至開始焦慮,懷疑自己。

“我是不是不適合做這個項目?”

但接著……命運扭轉。

我遇到了布萊恩·西弗,多莉的侄子兼保镖。

有一次,他心血來潮地帶著我和制作人西瑪·歐萊俄開出多萊塢,繞到後山,往山上開了二十分鍾,上了一條小泥路,又穿過了類似《權力的遊戲》中那個巨大的木門,來到了真正的田納西山舍。

真正的地點——有如神殿——真正的田納西山舍。

我要用瓦格納的音樂搭配這一段,因爲你要知道,在田納西坊間,田納西山舍就算是聖地。

我記得站在那裏的草地上,旁邊流淌著鴿子河,蝴蝶在空中輕飛曼舞,我擁有了屬于自己驚奇的刹那。

多莉的田納西山舍看上去完全就是我父親在黎巴嫩山中的家。

她的房子和他離開的地方一模一樣。

而那一點連接,促使我和父親聊起了我們以前從未提及的話題,他離開家鄉時的痛苦,而他又如何與多莉的歌産生共鳴。

我後來和多莉訪談時,她稱自己的音樂爲遷移之曲。

就連那首經典的歌,

《田納西山舍》,如果你仔細聽——

(多莉·帕頓《田納西山舍》)

“夏日午後的陽台上,坐在兩條腿支撐的直背椅上,傾靠著牆。”

賈德:關鍵在于試圖捕捉你明知已經逝去的時刻。

但如果你能生動地刻畫它,或許就能把它凍結起來,像樹脂做的琥珀,將它固定于過去與當下之間。

這就是移民的體驗。

而那一縷思緒帶我走進了千萬場對談。

我開始和音樂學家討論鄉村音樂的整個體系。

一種我一向感覺和我家鄉毫無關聯的音樂風格,竟然由直接來自中東的樂器和曲風組成。

甚至有商路從當今的黎巴嫩直至田納西東邊的山上。

老實說,站在那兒,看著她的屋子,是我第一次感覺到自己是一名田納西人。

這就是真相。

而且,不僅這一次,她還一而再,再而三迫使我突破了我曾爲世界創造的簡單分類。

我記得和她聊到她和波特·瓦格納長達七年的合作關系。

1967 年,多莉加入了他的乐队,当时他已经是乡村音乐界的大咖,而多莉只是后备歌手,无名之辈。

然而很快,多莉火了起來,他心生嫉妒。

多莉打算離開時,他起訴了多莉,索要三百萬美金。

從這一點,我們很容易把波特·瓦格納視爲一個典型的大男子主義混球,試圖阻擋她的事業發展。

但每次我向這方面暗示,我說,拜托!

(音頻)這個男人,你在視頻裏也看到了,他用胳膊摟著你。

背後肯定有控制欲之類的情結。

多莉:哦,沒那麽簡單。

你想想看。

他演出了那麽多年,根本不需要我來讓他爆紅。

他也沒想到我是這樣的人。

我是個認真的藝人,他不知道。他並不了解我的各種夢想。

賈德:事實上,她還經常提醒我,“不要把你愚昧的看法強行加入我的故事,因爲事實並非如此。是的,這裏的確有控制欲,但還有其他的。你不能就這樣盲目下結論。”

好,退後一步來看。

我能從中得到什麽?

其實,我認爲這其中包含了如何前進的線索。

我們記者喜歡,甚至迷戀差異。

但在這個混亂的世界,我們更加需要橋梁來連接事物之間的差異。

但是該怎麽做呢?

對于我而言,我覺得答案很簡單。

你究诘這些差異,並盡可能守住這些差異,直到最後,好比在那座山上,讓答案自己道來,自己呈現在你面前。

故事不能以差異收場,只能以升華落幕。

從那次上山之旅回來後,有朋友贈與了我一本書,啓發了我如何爲這個想法取名。

在心理治療學中,有套叫“第三”的理論,簡單解釋一下就是:我們一般把自己視爲獨立的個體。

我爲你做了點事,你爲我做了點事。

但根據這套理論,當兩個人在一起並真心想要了解對方時,那種相互的認同會萌生一個新的東西。

一個诠釋他們關系的新載體。

你可以把多莉的演唱會看作文化界的第三空間。

她看待不同觀衆的方式,觀衆看她的方式,在那個空間創造出了新的靈性結構。

我認爲那就是我的呼籲。

身爲一名記者,一名故事人,一名美國人,處身一個竭力掙紮中的國家,我敘述的故事都必須抵達“第三”的境界。

只有在那兒,我們之間的差異才會化作新的可能。

謝謝。